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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拍學院❻｜電影配樂律銘×蔡坤霖「幕前幕後嗑電影」電影中的聽覺調味劑
文／鄧沛綸｜攝影／陳彥君
| 先是影迷，才是電影人！高雄拍學院2025年「幕前幕後嗑電影」，本次特別邀請到以《瀑布》榮獲金馬獎最佳原創電影音樂的配樂盧律銘，與編劇蔡坤霖暢談4小時，一同聊聊電影配樂幕後工作日常！ |
◉ 音樂與電影之間的偶然連結
以《瀑布》榮獲金馬獎最佳原創電影音樂的盧律銘，近年來參與了許多重要的臺灣電影與電視劇配樂。在成為電影配樂師之前，他的音樂起點其實來自家庭影響。從小和姊姊一起學習樂器，但那時的他並沒有特別強烈的興趣，很多時候只是跟著姊姊依樣畫葫蘆。
直到大學，他和同學組了樂團開始創作，才重新接觸音樂，也慢慢找到自己在音樂裡的位置。那段時間，盧律銘分享自己非常喜歡去租片店租冷門電影來看，他很享受大量看電影的時光。「可能在那個時候開啟了某種連結，因為喜歡音樂，所以會特別注意電影中的音樂使用。在挑選研究所時，發現學校有電影電視配樂系所，想起了曾經很喜歡的歐洲電影，決定了做電影配樂的方向。」原本只是單純學音樂、喜歡音樂的他，就這樣一步一步走進了電影與音樂交會的世界。
◉ 找到屬於自己的聲音
「那時候去英國念電影電視配樂，其實是和父親的條件交換。」盧律銘笑著說。數學系畢業後，他當了一陣子數學老師，但心裡始終更想做音樂。父親開出條件：如果真的想走音樂這條路，就要拿到一張音樂相關的文憑。於是，他申請了英國的研究所。
到了那邊，他很快發現身邊的同學多半都是業內極有經驗的音樂人。「那時候就跟幾個人混熟，後來才知道裡面有一個人是《28天毀滅倒數》片尾曲的作者，也有來自韓國、曾在流行音樂界工作的創作者。」
面對這樣人才濟濟的環境，他也曾感受到不小的壓力。「你會一直想，別人會怎麼看你？」但他沒有被這樣的比較感拖住，反而逐漸建立出屬於自己的方法論。「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認清自己的定位。不需要去比誰技巧比較厲害，而是要找出風格，是『這就是我』的東西。技巧再好，總有人比你強，但風格是別人學不來的。」
這段話也讓蔡坤霖編劇深有共鳴。他說：「臺灣教育太習慣用標準答案去評價一個人，比的是誰比較厲害、誰比較有能力，這些東西都可以被量化。但創作不是這樣，它沒有客觀上的『誰比較強』。創作是一個零到一的旅程，每個人起點都不一樣、走法也不同。」
「我做配樂的第一步，通常是先看劇本。」盧律銘說。他現在接案非常直覺，必須是真正打動他的劇本，才會答應參與。他習慣將劇本列印下來，逐場閱讀，標記可能需要音樂的段落，並在封面寫下第一時間浮現的曲風或音樂類型。「這樣的閱讀，不只是了解故事節奏，更像是在跟導演對話前做準備功課。」
理想的狀況下，配樂可以有三到四個月的時間慢慢製作。但他坦言，現實常常不如預期。拍攝延誤、剪接卡關、特效延宕都可能壓縮到配樂時間。「剪接完成之後，我才會開始真正寫音樂，先用 MIDI 軟體把雛形做出來，再跟導演來回討論、修改。」到了最後兩週，是最密集的階段，包含樂器錄音、混音，以及與聲音指導、導演一起完成終混，把聲音與音樂整合。「這是一個幾乎與時間賽跑的過程。前期的不確定來自於還看不到影像的摸索；後期的緊繃則是時間壓縮下的精準輸出。」
「怎麼能在這麼大壓力下還保持創作力？」蔡坤霖編劇忍不住問。
「不害怕修改。」盧律銘笑了。「我會先聽導演的需求，再用自己的方式實現一個我們都滿意的結果。這樣的做事方式，讓我覺得自己還蠻適合這個行業。能保有觀點，也不會讓合作關係緊張。」
他說，配樂最迷人的地方，是當影像和音樂結合時產生的化學反應。「那不只是一加一等於二，有時候甚至會乘上好幾倍。」而作為配樂者，他享受能「選擇觀看角度」的權力——可以讓觀眾保持距離，看清全局；也可以將情緒拉近，貼近角色內心的波動。「這些決定會影響觀眾的感受節奏，對我來說是很迷人的挑戰。」
至於修改，他不但不怕，甚至充滿熱情。「我也很喜歡修改。很多人覺得那是在迎合導演，但我認為一個健康的修改過程能激發更多創造力。當團隊為了讓作品更好而彼此碰撞，那種集體的能量很珍貴。」
他補充說：「當然，前提是這樣的合作建立在彼此尊重和品味的基礎上。如果修改沒有道理，確實會消磨熱情，這是我們最擔心的。但只要時間允許，我會盡力找到一個『不屬於你、也不屬於我，而是屬於作品』的最佳解方。」
◉ 節奏、情緒、視角——讓觀點成立
陳俊宏再度與楊雅喆合作《血觀音》，並憑藉此片拿下台北電影獎最佳剪輯。他特別喜愛剪女性角色的戲，「女人的眼睛裡有戲。即使演員沒有完全表現出來，我也會去翻素材，把細微的動作和神情找出來。」他舉例其中一場母女三人的吃飯戲，親自示範了兩個版本的差異：順剪雖然流暢，但缺乏觀點；定剪則將鏡頭鎖定在棠夫人若有似無的笑容上，成功營造出一種不寒而慄的氛圍。
近年來，陳俊宏剪接了越來越多喜劇作品，讓他深刻體悟到「要讓觀眾笑」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在風靡亞洲的《關於我和鬼變成家人的那件事》中，他大顯身手，運用跳剪手法打破原本的一鏡到底，透過交叉剪接讓對話交疊，把原本完整卻略顯冗長的「找監視器」情節，剪成富有節奏感且令人發笑的敘事。同樣的手法也應用在《華燈初上》，將兩場原本獨立的戲合併為一，透過交叉剪接，把分手場面與顧影自憐的片段並置，讓壓抑與爆發的情緒對比更加鮮明，為角色情感大大加分。
與蔡坤霖合作的《下半場》則是另一個挑戰，讓他面對不熟悉的運動類型。「我不愛籃球，也不愛類型片，但大型製作難得，就接了。」導演張榮吉對初剪版本不甚滿意，他便果斷打破原有結構，重新梳理所有素材，讓每場戲聚焦於特定角色，跳脫既有球賽規則與拍攝邏輯。「當時我也想起了戴立忍的話——尊重素材。」
◉ 剪接沒有標準答案
「我不是那種果斷型的人，反而要在腦海裡想很久，反覆權衡正反面。」這樣的性格讓他不太喜歡拍片現場的即時決斷，但也讓他的剪接充滿耐心與深度。
「以前師傅常說：『這樣剪不可以，是犯規。』可現在很多『犯規』的手法已成為流行。」他笑說：「剪接真的沒有標準答案。」
除了電影之外，陳俊宏也會從新生代剪輯師身上汲取養分。「他們有問題就會直接說出來，蠻好的。而且對於跳剪、鏡頭構圖的改變、花俏的轉場手法都很拿手。」被問到剪接師需要什麼特質，他答得很簡單：「耐心、包容。」至於進步的訣竅？「多剪就對了！」
◉ 七成是溝通，三成才是創作
「做電影配樂，有70％在溝通，剩下才是創作。」盧律銘說。他坦言，從前期討論、到錄音、混音，每一個環節都需要大量溝通。說給導演聽，說給樂手聽，也說給錄音師聽。溝通，是一部電影配樂能否成立的關鍵。
他提到，每部作品的合作對象不同，溝通方式也要隨之調整。「像配《周處除三害》那次，我就試著把錄音室的燈全部關掉，讓樂手進入某種心流狀態，我們的錄音才成功。」這些都是他在工作中慢慢試出來的。他說，「因材施教、因人而異」是最重要的原則，也是靠經驗累積出的直覺。
他也不諱言，做電影配樂若不擅長表達，是一件滿吃虧的事。「即便是再好的音樂，如果無法和導演對焦、讓團隊理解，就很難真正走到最後。」
談到和導演的互動，他語氣明確。「我更在意的是，導演是否理解自己正在做的作品，或至少正在努力探索那是什麼。」導演越能明確表達，合作就越順利。
「參考音樂一直是電影配樂最大的敵人。」盧律銘笑著說。這句話乍聽像玩笑，卻藏著配樂工作中極現實的困境。通常在剪接階段，導演與剪接師會先挑選一些經典配樂來陪伴畫面。久而久之，這些暫用的參考音樂反而變成導演心中的「標準答案」——而作為創作者，要如何寫出一段比經典還要更貼合、更有靈魂的原創音樂？這幾乎是每部作品都會面臨的難題。
談到《消失的情人節》，他說那是一個讓他大膽挑戰自我的過程。「我寫了好幾個版本，結果導演最後選了我自己覺得最『俗』的一版。」他笑著回憶。「但這部片也讓我徹底改變了對配樂的想像。我開始意識到，創作不應該被自己的特質限制。如果我可以自在改變音樂的樣貌，反而能打開更多的可能性。」
這樣的思維，也延續到他對未來的期待。當被問到是否有想合作的對象或方向時，他回應得很清楚：「我希望能跟更多藝術電影合作。」他說，自己常覺得自己的音樂不像典型的商業配樂，反而更像是一座橋樑，連接起藝術語言與觀眾情感之間的距離。
「我的音樂可能沒那麼商業，但我合作的電影常常是商業片。我就在兩者之間找出一種語言、一種可能。」他舉《返校》為例，那部片的配樂他用得很「滿」，帶點張牙舞爪的張力。雖然當時覺得可能過度了，但後來回頭看，卻意外覺得這樣的做法打開了台灣商業片在配樂表現上的一個新開口。「它不是要大家照著做，而是讓人知道，『原來也可以這樣』。」
對盧律銘來說，每一部片都是一次新的實驗。無論在聲音設計、技術操作，或音樂語言上，他總會刻意留下某個未知去嘗試。他說得直接：「每一部作品，都是為下一部作品做準備。」
像《疫起》那次，他們為了營造醫院長廊的空間感，破天荒地把管弦樂團的錄音方式做了改造——不再使用傳統的扇形排列，而是排成長方形。這樣錄出來的聲音不再四散，而是像走廊那樣筆直地前進。這種設計是風險，也是創意。錄下去前沒人能確定結果會不會成功，但他們還是選擇去試。「結果超好，真的很有空間感。」他淡淡一笑。
「或許觀眾不會注意到這些細節，但那沒關係。因為對我來說，這些『沒被發現的努力』，才是創作裡最迷人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