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至今為止，「電影」是誰的發明仍眾說紛紜，法國、美國、英國、德國等地皆有源頭跡象，但可以確定的是，自從「電影」這項藝術媒材誕生以降，其創作的變動軌就有跡可循，諸如德國表現主義、義大利新寫實主義、法國新浪潮，每個時代各自亮眼、不同定義，共編匯集成風格獨具的「影史」。

而在歐洲之外，引領風潮的好萊塢，也具備電影風格形式的擺盪過程，1960至70年代，是美國電視與電影交鋒的重要時刻，同時也是古典好萊塢過渡至新好萊塢的影史節點。1960年代，美國社會經歷諸多政治動盪，如越南戰爭、甘迺迪和馬丁路德金恩遇刺，女權主義、黑人運動蓬勃發展以及對抗傳統價值與反社會主流的嬉皮文化也隨之高漲。 

此時的影視產業也面臨巨大的轉捩點，電視機的普及間接造成戲院的觀影人次下滑、營銷虧損，「電視」大幅削弱「電影」的影響力，讓許多製片廠遭遇危機。而歐洲的法國新浪潮掛帥的作者電影，同時衝擊美國老片廠體制的電影（古典好萊塢），這時美國新生代電影創作者，逐步質疑電影的大製作、大場面，轉向思考更為私密的個人創作。 

於是「新好萊塢電影」就在這樣的社會風氣下逐漸興起，《我倆沒有明天》（1967）、《畢業生》（1967）、《逍遙騎士》（1969）、《最後一場電影》（1971）等挑戰美國正面形象的悲劇性電影出現，充滿疑惑、叛逆、徬徨、存在主義式的無政府主義者，取代了傳統英雄。美國神話和傳統價值不復以往，勾勒好萊塢黃金時代的結束。
 

 

反美國、反英雄，不知該往何處的小人物

而新好萊塢製作電影的觀念、方式與態度，作為一種承先啟後的勢力，替這個時代拉出後來的新好萊塢，鼓舞了像布萊恩狄帕瑪、法蘭西斯柯波拉、馬丁史柯西斯和史蒂芬史匹柏等導演，讓一批叛逆的年輕聲音和新鮮的電影製作風格破繭而出，從現今的視角來看，也證明了這群導演就此改變了電影的樣貌。

在上述的脈絡底下，高雄市電影館本月份雙重經典以「黑色犯罪」為主題，選映馬丁史柯西斯的《計程車司機》（1976）以及布萊恩狄帕瑪的《疤面煞星》（1983），就不只僅有「黑色犯罪」的共通性，當然還包含「新好萊塢電影」的基因，以及兩名導演對於黑色類型電影的再造與重構。

《計程車司機》、《疤面煞星》的主人翁皆充滿了疑惑、叛逆、徬徨，前者展示越戰如何深刻影響美國夢的瓦解；後者則將古巴共產與美國自由作出暴力拉扯。
 
倘若說，電影擁有反思的力量，並且能帶著觀眾返回過去，窺見現在、勾勒未來，那麼，烏俄戰爭未歇、以巴衝突持續深化的當代，戰爭、種族主義隔離、左右翼極兩端的對抗會帶給人們何種後遺症，《計程車司機》、《疤面煞星》早早就已經為我們從過去——照見了更遠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