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程或許比結果更令人懷念。
每當看完一部（接近傷感性質的）電影、或完成一趟孤獨任務後，感到一股徒勞無功的遺憾時，我總會想起類似句子的安慰。生活是一段又一段的前行，懷念遺憾是一種浪漫感性的記憶，令人接納此刻自己存在的狀態，彷彿前行於沒有終點的道路上，中二且自溺，擁抱著自己。公路與旅程的定義是什麼？這和電影、創作以及觀看的關係有什麼關係？接納不同觀點與想法的時刻，是否也是一種旅行？
讓我們從文溫德斯（Wim Wenders）1984年的電影《巴黎，德州》（Paris, Texas）開始吧。故事開頭，男人崔維斯戴著紅色鴨舌帽，不停行走。昏迷後醒來，醒來後又彷彿依然昏迷。接獲這消息的弟弟開著車找到他，希望能帶他回家，至少不在外流浪，因生理性的機能失控而死亡或莫名消失在世界。弟弟問他：「你到底要不要告訴我，你要去哪裡？我只是想幫助你而已。」
失了魂魄的人沒有印象，糾結並壓抑，弟弟的幫助則是一種關懷的連結，重新回到社會，因為牽掛與被記得，這趟旅途始終有個家。崔維斯恍惚說著要去巴黎，拿了照片，並非那個歐洲最富盛名的大城市巴黎，而只是一個在美國德州內陸、荒蕪且渺無人煙的小立牌所在。那正是電影中虛構出的「巴黎德州」，一個隱密情感和愛的所在，崔維斯始終沒有辦法找到的終點所在，存在又不存在、可見卻又不可能擁有。
電影前半部以父親回歸家庭的敘事堆疊，重新回到弟弟的家、認識親生兒子，以及試圖牽手散步回家的日常，接納流浪公路的一個斷點，然後在中途試圖重新找回答案：為什麼他會流浪？為什麼孩子獨自一人等候他？漸漸地，我們漸漸從他的話語以及再啟程發現，原來曾經也有一名女人，相互深愛，卻難以相處。
後半部緩和的火候，散開關係盲點與矛盾的黑洞中介，儘管人類選擇用大火燒毀一切，然後踏上無止盡的道路，依然活著，且持續在路上。虛構地名，指稱的更像是永無止境追尋情感答案的虛空。逃離關係，所以踏上旅途，變成了另一種自由與灑脫的象徵，這樣的指稱卻又是一種孤獨的代表，渴望親密歸屬，渴望靈魂的自由，卻沒有再擁有處理路途障礙的抑鬱寡歡，說這一切是「生命萬歲」，接受尋常時代。
《巴黎，德州》像是透過一段又一段零碎的旅程，來呈現外在的線性發展，撇開公路所謂的類型意義。如那「閉著眼睛飛行翱翔」的魔力，飛行累了卻無法擁有歇息的腳，帶著人們一路慢行到結尾——那些根本沒有答案的結尾。我們觀看的浪漫與感性，衝突理性自我並接納著那黑色窗戶後「單一視角」的經典對談。到底相愛應該如何，到底我們可以怎麼重新接納遺憾呢？或許《巴黎，德州》給予的是沒有解答，僅能再次上路，永遠尋找終點，可以遺憾終生，絕對也沒有什麼關係。
（然而，我想備註一下崔維斯在錄音帶對著兒子曾說過的那一句獨白：I love you more than my life（我愛你勝過自己的生命）。抒情，連結他的童言說過宇宙爆炸不過瞬間，或許這樣想，這部公路電影也像是一種純粹且擁有無限愛可能的終點。）
如果說，這位從歐洲來到美國的作者導演，用了一個極度感性且發散的視角闡述愛與情感，並且隱隱述說了「每個靈魂都是自由」的隱憂，那我們不得不回到轉變公路類型，以及萌發爆裂意識型態的六零年代末，看看1969年上映的《逍遙騎士》述說的公路與旅程又是什麼呢？
《逍遙騎士》由丹尼斯霍柏（Dennis Hopper）自導自演，彼得方達、傑克尼克遜共同主演，更是顛覆所謂「社會性」定義的價值，比崔維斯更渺無牽掛家人和情人的可能、也更毫無家庭群體束縛的關係，只說正在路上的騎士們，此刻如何。這部電影應運而生的六零年代末，正是美國政治對內對外動盪，越南戰爭、民權運動，有色人種權益爭取，嬉皮文化盛行的年代，「存在」狀態的意義無遠弗屆，質疑保有思想的價值可能，一切都可以被顛覆的時候。
這名後來演出過文溫德斯改編作《美國朋友》（The American Friend，1977）中另一「美國人」代表的丹尼斯，曾在事業巔峰之際離開好萊塢。如同他不僅演戲、導演、攝影，1972年更搬到了新墨西哥追求波西米亞式的生活。他曾說，《逍遙騎士》是一部真正的西部片，只是機車取代了馬匹，片中換成了壞痞子、騎士還有配戴的串珠項鍊。這部低成本的電影不僅獲得巨大票房迴響，提名奧斯卡原創劇本，更讓「性、毒品和搖滾樂世代震撼好萊塢」。
在電影史發展的回顧中，一群嘗試延伸原先好萊塢類型「電影小子」們進行電影創作新潮流之際。他們無所畏懼，將次文化、搖滾樂、顛覆類型元素與古典好萊塢等置入創作，接納一種更自由的挑戰。並讓所謂的美國電影，更拓展了一些樣貌。《逍遙騎士》正是對於西部片轉換成一種公路性，追尋自由價值存在主義的辯證性，簡而化之為影像的證明。
《逍遙騎士》的故事簡單。一言以蔽之，二名男主人翁懷特和比利因販毒賺了一筆錢，騎著哈雷機車，橫跨半個美國前往紐奧良參加狂歡節。一路上遇到各式的人、各種事件，保守與開放充滿大陸之上，甚至是酗酒律師的加入，讓路途更加豐富。有人活下來、有人始終質疑，有人停滯、有人根本不曾思考為何有這樣的可能。
這看似荒誕不羈的公路之旅，給了我們一種不同的視角。毒品、純粹信念，以及兩個男人上路的狂歡追尋，隨著沿路所遇見的歧視、保守與偏見，如同一種「自由美國」的精神質問，那是絕對奔放且毫無限制的一種道路，卻怎麼會存在如此多障礙？又或是明明象徵絕無終點，卻又以生命狀態的現實性告終，遺憾收尾。
這樣的逍遙，它們是既前衛又失落，看似自由卻又充滿限制，只因時間與現實所帶來的殘酷，始終代表了悲劇。如同伴隨六零年代末後信念至上的精神瓦解，更趨近於現實主義的一種謀生活動性。儘管死亡並非終點，但意念卻早已死去一般：只有青春氣盛的動能，那種持續讓人前進的動能，才是當下最重要的奔馳，如同電影的語言直爽、豪邁，不羈且難以控制穿插迷幻式的片段甚至直接佔滿後半部敘事的主軸，變成了《逍遙騎士》不可抹滅於影史一頁的經典存在。
我想放棄，卻也不知道該如何做。那真正「逍遙」上路並不簡單（Easy），那是一種集體式的旅程，說著終點其實根本也不存在，重要的是道路上結伴的信念，超越生命生死的價值，甚至是俗世人間的畏懼，只求自由自在。
電影最經典的場景莫過於，律師喬治在營火星空之下，說出「他們並不是怕你，而是怕你所代表的事物。」⋯；「自由。」眾人討論著自由價值為何的意義，甚至存在於狀態之間的平凡，那應和著當一股新勢力崛起，美國社會之中，舊勢力絕對不會欣然接受，無論是黑人、女權或同志平權運動，在它的對立面都有著守舊的傳統勢力存在。那些正是公路之上遠離逃脫的社會性。
巴布狄倫（Bob Dylan）的音樂〈It’s Alright Ma (I’m Only Bleeding)〉由羅傑麥吉恩（Roger McGuinn）吟唱，「空洞的小號吹奏著虛度的言辭／足以警示眾人／若不忙著重生／便是在忙著等死…」，令人想起文溫德斯曾於自述〈美國夢〉一文中引用〈License to kill〉歌詞：「他害怕又困惑／他的腦袋被高明的手法給亂了套／他只相信他的眼睛／而他的眼睛，只告訴他謊言」，去述說美國這個國家，在土地、文化以及意識形態下所闡述的價值觀念，是否和他所認同的創作有所不同。
文溫德斯質問影像的權力，是否因循著一種習慣性、被引導而觀看的電視節目，或者透過英雄風光折射的一種冒險與自由，不是自主的主張，更無需是掙扎費力的真實呢？雙眼所見未必是真相，但匆忙中所接納的現實，卻活生生讓人看見死亡。那正是他在完成《巴黎，德州》前，美國導演法蘭西斯柯波拉因《美國朋友》，欣賞並肯定其才華並找他拍了《神探漢密特》，就此展開好萊塢電影工業，與傳統歐陸作者論之間的辯證。
美國夢是一趟路途，一直向前，不管往什麼地方走，駛入那個小鎮、決戰與接受普遍性和夢想的衝突，消逝在夕陽後的西部荒野。創作如同另一種面對自由的旅程，甚至也是一種「事物狀態」的過程。正如三月份高雄市電影館雙重經典所挑選的這兩部電影。
前往終點的路途上，說的其實是無需結果的過程。創作和觀看，如同他們的人生皆是。在《逍遙騎士》應運而生六零年代末，電影小子們無所畏懼，將次文化、搖滾樂、嬉皮等置入創作，奔馳公路上的丹尼斯霍柏，暢談當下自由；而德國新浪潮的文溫德斯，經歷美國夢辯證與質疑後，仍持續在公路上，將事物的狀態、遺憾與想念，變成了《巴黎，德州》——這處結合了二地名字的存在，成了流浪中無法追溯的秘密。
觀看也如同一種旅程，無關乎悲傷結尾與否，都是面對的過程。內容或形式，兼具著公路、創作與角色視角的不同，裡頭的故事是、外面仍在走著的人們也截然不同，渴望喧鬧、挑戰威權，尋覓虛幻和空洞所在，追尋終點的圓滿。類似的可能是，終於自由自在的自己，希望忘記那些痛苦的可能，在終點前解脫。
然而，我只想告訴你，前往終點的路途上，有沒有完整的答案或是滿意的結局都好，孤身一人也罷。因為我們正在此刻，總有一天這些都會成為緬懷。請記得「往後」應該比終點還重要，活在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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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2026年，擔任柏林影展正式競賽評審團主席的文溫德斯，因一段「電影人應當遠離直接參與政治」言論遭受爭論，批判意見喧囂塵上。最終獲獎名單中，金熊獎頒發予土耳其裔德國導演查塔克以描繪劇場藝術家伴侶面對創作自由與政治環境兩難的作品《Yellow Letters》，並於感言提及「真正的威脅並不在我們之間，呼籲電影人不要互相對立，而是去對抗獨裁專制、右翼以及摧毀我們權利以及生活方式的虛無主義者。」令人思索並省思，藝術與自由間於路上永遠的關係。
